终于还是认了
June 7th, 2008水木上转载的环境保护部消息：
……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首次出现“拐点”。积极推进工程减排和结构减排，认真落实管理减排措施，全国装备脱硫设施的燃煤机组占全部火电机组的比例由2005年的12%提高到48%，城镇污水处理率由52%提高到60%，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383.3万吨，比2006年下降3.14%；二氧化硫排放量2468.1万吨，比2006年下降4.6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双下降，首次出现了“拐点”。
污染物排放量下降本来是好事，不过使用“拐点”这个概念有点叫人犯嘀咕。我记得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环境保护的宣传口径一向是不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但是将下降称为拐点无疑是向世界承认，我国的二氧化硫和 COD 排放在过去一直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增长的，直到去年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实现了污染排放的降低。这也就等于向世界承认，尽管我们不明说，经济和环境的发展还是按着 Kuznets 曲线走的。
Kuznets 曲线最早被用来描述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首先加剧，然后在某一个点开始减少，如图所示。后来有人提出了环境 Kuznets 曲线，用来解释发达国家最初以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然后以新技术为契机，雄厚的经济实力为资本，开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这一现象。英国可能是个最明显的例子。工业革命时期的泰晤士河臭不可闻，现在的泰晤士河偶尔还会有鲸不明就里地闯进河道；伦敦也早已摘去了煤烟尘带来的“雾都”帽子。由于这个说法只是对经验的不完全归纳，很多人并不赞同把它作为对环境史的可靠描述。他们指出如果考虑某些环境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实际上环境破坏始终是增加的。现在看来即使今后的环境指标继续好转，中国还是在按着这个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发展。
考虑到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往往要消耗不可再生或很难再生的自然资源，是不是可以说 Kuznets 曲线至少前半段是不可避免的呢？这个问题也许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研究的范围和计算自然资本。如果假设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可以用其他产品的价值弥补，同时选定一个新开发的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其所需技术和物资的成本大部分都“外部化”，那么环境资本的减少可以实现为0或负值，但是条件稍微改变，这个说法就不再成立了。至少以人类目前的技术水平，这个曲线的前半段还是一个全局有效的对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关系的描述。
至于中国能否实现 Kuznets 曲线的后半段，即使放下环境资本的不同计算方法不谈，也并不是一幅乐观的图景。首先，如果中国要在达到英美的经济水平的同时才实现同等的环境质量，地球现有的资源可能是不够用的。而在气候变化将要或者已经通过一个临界点的现在，无疑是又增加了一个限制因素，而中国在碳汇市场上很可能还要长期处于买方的地位。而且英美的环境成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外部化的。中国外部化环境成本的努力，由于其规模往往很大和不可持续，也容易遭到别国的指责。
而像一些水体几乎不可逆的污染还有物种的灭绝这样的损失，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和其他环境指标的改善来弥补，也是环境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永远争吵不休的问题。
“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个提法可能是容易让人误解的。宏观上，随着经济发展环境资本的减少不可避免，环境保护的目的还是在于让“拐点”来得早一些，低一些，并允许我们以可持续的方式从这个点上走下来。
